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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宗族遭遇现代化

2010-04-12 10:19:45
莫 枫
2010.4.4《出版商务周刊》
    “魂气归于天,形魄降于地,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。”这是《礼记》对祭祀的阐释。儒家思想长久的缓滋慢润,祭祀这种仪式,牢牢地扎根在日常生活的习俗中,并且,历代统治者对此基本都持肯定并且鼓励的态度,皇家有皇家的祭祀,民众有民众的祭祀。祖先魂灵存在,并且能够对后代人的祭祀产生回应,长期以来对于儒家以及以孝道为中心价值的家族而言,具有关键性作用。“家天下”的封建统治,也因此有了一种情感式的伦理基础。家、宗族和国家,在中国有着复杂而可以进行简单类比的关系,所谓: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人们,在狂热的心理状态下追求现代化,与传统文化的亲密接触被革命拦截,后又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吹刮,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持有“理”而无“事”的认知状态。尽管我们很熟知对它的一些直截的论断,但是对它里面复杂丰富的内容,只知其一,不知其详。中国的传统不但自始即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形态,而且所经历的变化也别具一格。中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,曾经是文学、哲学与史学领域讨论的焦点,大多数人的讨论都集中在现代化如何破坏以至于代替传统的一方面;而严谨敏感的史学家如余英时则一直看重另一面,即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,传统如何变相地保存自己。被我们否定的另一面渐渐地在这样儒雅持重的史学家研究里被揭示: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理因子,如果能及时地善加诱发,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。

临近春节,中国很多普通的家庭,会怀着朴素的情怀,祭祀家里的祖先,请菩萨,以求来年吉祥如意。在精神方面、基本价值方面,传统依然占有绝对优势,不过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现代面纱而已。科大卫教授的史学著作《皇帝和祖宗:华南的国家和宗族》,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历史切片研究,细致周密,有着芜杂而丰富的内容。可作为我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部分解释,譬如,中国和西方相比,为什么缺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这个阶段?中国近代何以没有工业革命?何以没有资本主义?作为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描绘式史学作品,《皇帝和祖宗》并没有承诺把上述问题的答案直接呈现出来。它所描绘的宗族这种社会微型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,补充的是我们对“事”的具体认知。

祖宗和皇帝,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,是同构的,对祖宗的虔敬感情,被普通人迁移到对皇帝的感情,这样的迁移,其实是对皇权的一种认可,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培养这样的感情。从政治传统上看,明代是皇权专制的高峰,与这个高峰一同矗立的是对祖宗的空前敬畏。宗族在国家最高权力的热情允许下,光明正大地成为一个鲜明的社会共同体,相伴着发展出一整套维护宗族名利的思想以及配套的仪式。举行宗族祭祀、确立宗族谱系成为社会中普遍的行为,这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。当大多数人在同一个社会里在同一个文化传统内,被覆盖在相同的社会行动里,其政治含义是极为深刻的。宗族的建立是国家强化自身存在的结果,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慢慢演化出很多新的历史局面。

最有意义的是,当宗族被严格地确立起来,它拥有集体财产、拥有集体记忆,它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,这意味着,它可以对一部分人进行审判、辨别,通过分配资源、保障利益,影响其生活,俨然成为一个微型的国家形象。宗族的权威,在个人与封建国家权力之间,构建了新的社会交往网络,而小型社群的存在,分散了中央权力,有助于国家秩序的多元化,甚至促进民主的萌发,这是现代社会学的观点。一旦一个国家是由个人与国家政权直接相对,中间没有缓冲过渡的秩序,那么,这个国家的极权性质就非常鲜明,公权力棱角尖锐伤人,无权者们沉默不语但戾气横生。中国传统中的宗族文化,从这个角度看,便具有了现代的意义,到了20世纪50年代,中国大陆进行“土改”时,就把宗族列为特别关注对象。从革命的青年娜拉出走一直到扫除封建余孽、大义灭亲、划清界线,传统社会秩序被拆解得鸡零狗碎,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在与传统割裂的一地瓦砾上证明它的合法性,国家僭越了祖先的偶像地位。

《皇帝和祖宗》

ISBN:9787214060693

作者:科大卫

译者:卜志坚

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9年11月